陳智德 細讀文學

一座城市的地方特色價值不在於舊物之保留與否,而在於一個社群與地方的關係及其所創造的生活文化。太陽下山了,明天會再升起;關係斷裂,便難以復元,當社群離散,文化凋敝,城市之新舊景觀,徒化作可以標價的消費品,再無地方特色價值之可言。

消費價格可升可跌,人文價值卻無可仲量。舒巷城在《太陽下山了》、《鯉魚門的霧》、《霧香港》和《都市詩鈔》等小說及詩歌中,記錄香港舊貌,更以故事演化地方生活文化,在其持續的創作生命中,先後見證戰後初期社會的凋敝和七八十年代的城市化,仔細觀察當中的個人及與其相連的社群和街巷的變化,微細情感探視源自里巷人情的地方人文價值的生成,也從另一方向批判城市中心主義帶來的異化。舒巷城的作品在香港文學當中,可說是既溫婉又尖銳的聲音。

舒巷城逝世後九年,六十年代的經典作品《太陽下山了》在近月出版紀念版,是次已是本書六二年初版後第四次新版,封面使用作者之弟繪畫的西灣河舊貌圖,過去的本土情事又再活化起來。《太陽下山了》的人物有浪蕩少年、失意作家、西灣河一帶的賣藝人和街坊,發生在唐樓和里巷的故事,描述底層人民生活的寫實筆法和內容,承接五四文學中的寫實主義傳統,其本土內容也延續四五十年代黃谷柳的《蝦球傳》和侶倫的《窮巷》;稍稍不同的是,《太陽下山了》沒有激蕩情節,也不強調善惡二分的典型,亦有別於《蝦球傳》和《窮巷》以返回中國大陸為人物出路的處理手法。然而《太陽下山了》並非提供另一個反面,不是簡單地以本土為出路,而是細寫人物自地方人情獲得啟迪,自行生出超越困局和憂傷的力量。種種本土元素,香港固有的人文風景、里巷人情,在小說中不是挫敗之後的出路或避難所,而是作為一種引導人性超越的力量。在此,舒巷城實於表面的景觀描寫之外,真正寫出了社區與人的關係及本土的價值。

故事以戰後初期,一九四七年的西灣河為主要場景,講述家境複雜的少年人林江如何在賣藝人的情義、生活的暗礁、自身的孤零和文化的啟迪中成長。當中也穿插各種地方人物故事,包括專賣絹面唐鞋的店舖因不敵西式鞋店的競爭,以水上人為主要客戶的「本土經濟」終於結業。另有從灣仔遷到西灣河,與林江成為鄰居的作家張凡的故事。

寫作的責任
張凡經歷情感創傷,離開春園街傷心地及意志消沉的生活,遷到西灣河潛心寫作,卻常因前事浮現而無法集中,直至一次到小飯館遇見賣藝老人,在其粵曲中徹底醒悟一切情感。他的醒悟不以取消前事,反而以浮現更多往事,包括故鄉的童年、抗戰流離的回憶一一急速閃過,這都由粵曲而來,激起前事以外,老藝人的歌聲亦讓他感到生活的實在。小說中的地方文化作為一種洗滌情志的力量,不單毫不狹窄,其普遍性更將個人推向廣泛的生活世界,了悟生活的意義:「那是生活!生活裏面有那樣多失意的人和事。老人從前可能是舞台上一個薄有名氣的伶人;可能的,一切也可能」,另一段中,說書人張七皮的技藝尤其激發張凡的創作心志:「他想起許許多多面容憔悴為生活磨折的人。他要寫:他一定要寫。」看見被生活磨折的人而感到寫作的責任,這彷彿也是舒巷城本人的心志。寫作不單為了個人的情感失落,亦在於關注現實世界中他人的生活。

張凡的情感幻滅本與都市價值的扭曲相關,來到淳樸的西灣河社區,對情感創傷的張凡來說,原具逃避作用,但隨後由於他對社區人事的介入、觀察和感受,終於在一種社區原質的文化中,感受到人性超越的力量。作為外來者的角色,他也把這種超越蔓延開去,他介紹林江讀巴金、老舍、契可夫、巴爾扎克、高爾基,由此文化的啟迪,林江也對生活有新的體悟和更實在的追求。

來自平凡事物的力量
於小說的結尾,經歷兩次喪夫之痛的林江養母首次表明林江身世,坦言自己非其生母,於面對林江可能離開的現實亦要說出,克服原本的自私設想,由此其養母亦超越了平庸。《太陽下山了》提出平凡人亦不一定平凡,他們也可有自己的超越平庸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超越的力量來源非外加的,而是源自本土價值的發現和感悟。張凡、林江以至其養母最終以人的意志,一先一後地超越了平庸,而超越平庸的力量正來自平凡事物本身。

《太陽下山了》的敘述方法一部份採用林江的觀點,另一部份以全知角度寫各人的故事,而林江的角度有時是一種「許多年後」的回憶,即站在六十年代的時空回望一段四十年代末的少年成長史;在浪蕩、貧窮和饑餓之間,亦同時求知,接受新文化的啟導,轉化出自己的思想。張凡向林江介紹的文學,可作為一份寫實主義文學名著書單:契可夫、老舍、巴金,作者舒巷城也彷彿在敘述中插入自己的文學典型。

走出消沉的張凡予林江一種扎實知識的力量,種種新的理念遙遠卻並非遙不可及,有時啟悟的力量就在身邊,像那街頭粵曲藝人的「薛腔」歌聲:「漂泊爐峰下(按:爐峰即香港之謂),難覓一枝寄託,致有淪落作歌人……長街短巷每徘徊,唱到我力竭聲嘶,亦難博得清茶淡飯。」那是舊時代的本地「唱作人」的悲劇,力竭聲嘶的悲劇可能一直在「本土」纏繞延續多年,《太陽下山了》以至舒巷城或其他香港創作人的文藝生命也作為其中之一,舒巷城對此有觀察亦有體驗。然而《太陽下山了》沒有讓此消沉糾纏下去,在小說的結尾,太陽真正再次的下山了,里巷人物的情義、地方原質的美、人的價值和對平庸的超越,無可避免地,慢慢成為遙遠,但總不會真正消逝。

大概是一九六一年的某夜,一燈如豆,舒巷城伏在案上奮筆疾書,在原稿紙寫上《太陽下山了》的最後一段:「月亮從鯉魚門海峽上昇起。檔口上的火油燈、大光燈和月亮的光溶成一片。不遠處,泰南街街尾那根街燈下有幾個孩子在『跨背跳』。一個搧着葵扇的婦人坐在矮凳子上跟他的男人吵架。男人站起來,忽然轉身走了,很快地就消失在沙地上黑壓壓的人叢裏面。熱烈的沙地,由於穿着木屐的孩子們在檔口和檔口之間穿來插去,時而響起一陣踢躂踢躂的聲音。」林江最後的志願是成為一個像張凡一樣扎實的、有所堅守的作家,小說對此沒有進一步的描述,只留下西灣河夜景及人民情貌作結,開放的結局以里巷人情喻示其樂觀意向,由此那源自本土的超越,也凝定、融合在社區與人的遠景當中。


《太陽下山了》1962年初版
作者:舒巷城
出版社:香港南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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