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居住成都，感同身受，頗受驚嚇。與大批死難的四川父老鄉親相比，我是何其幸運，尚能存身於世。眼見我的同胞罹此大難，幽明殊途、陰陽懸隔，死生全是一剎那間的事，內心如煎似焚，不安與歉疚自從大災難發生後，未從身上消失過。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有責任追查歷史，檢討現實，反省災難，加以問責，以便今後我國減少這種災難發生的頻次，並將損失降到最低程度。

現在都江堰聚源鎮，舊屬郫縣。傳竹林七賢中的山濤曾當過郫縣令（《晉書．山濤傳》沒有記載），創製了曾風靡一時的郫筒酒，直至一代依舊名頭很響。《成都古今記》和《益部談資》說得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你不信。稍知嵇康與山濤交情的人大抵都讀過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而今之聚源鎮大抵曾屬山濤宰治過的地方，故取名諧音如此。山濤似乎沒給聚源鎮帶來太多的名氣，倒是這次都江堰市聚源中學，因地震而使校舍轟然倒塌所造成的學生大規模的死難，使其臭名遠揚。

眾所周知，日本是地震頻發的國家，為了避免大規模的傷亡，學校、醫院是所有房屋中抗震標準最高的。當發生地震的時候，民眾甚至可以到學校、醫院裏去避震。對於學校、醫院這樣公共性的房屋，人群集中的地方，要修得細緻特別牢靠結實，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的共識。當然，稍微知道點歷史的人，也會知道民國時的一些軍閥也非常注重教育，把山西搞成比較好的模範省的閻錫山就不說了，就是四川省的軍閥，他們也注重三件公益和公共的事：一是修路，便利民眾，為貨物流通轉輸提供基本條件，這是繼承了中國久有的修橋鋪路的傳統；二是修公園，便是民眾休憩娛樂，拓展一定的生活空間，這算是西風東漸的結果；三是注重教育，許多軍閥都興建有通過自己命名的學校，而該校的教育品質都因其照顧比一般學校要好。四川地方軍閥如田舜堯、李家鈺、陳離等無不如此。劉湘不僅辦中學，而且重慶大學在他的支持下成立起來，在短期擔任重慶校長後，更即聘請留德學冶金的博士胡庶華先生擔任重大校長，為重慶大學的良好發展奠定了不可磨滅的基石。

而劉湘的堂叔劉文輝雖然常與劉湘因爭奪地盤而打戰，給民眾帶來了災難。但也在興辦中學的同時，將公立四川大學、國立成都大學、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堂合併，成立國立四川大學，並於一九三二年擔任首任校長，稍後即聘請學留日的秀山人王兆榮執掌川大，隨後又請著名學者任鴻雋來川主持校政，為四川大學的發展傾注了不少的心血，這在王東傑的《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的國立化進程》一書裏有較好的論述。劉文輝的哥哥劉文彩則在大邑縣設立了整個川西壩子最好的文彩中學—也就是現在仍舊不錯的安仁中學，這一點在笑蜀所著的《劉文彩真相》一書也有較清晰的反應。彼時的四川軍閥固然做了不少的錯事乃至惡事，但他們也在做益事業，興建學校的確做得比較好，任何一個尊重事實的人，都應該承認這是段不容抹殺的歷史。

後來劉文輝任西康省主席，他對興建學校依舊熱心，而且規定凡是縣政府（包括縣黨部）的建築物好於學校者，一律槍斃。你可以說他不民主，有軍閥作風，但對於傳承文明、開創未來的學校的注重，卻是身體力行、溢於言表，因此四川與西康彼時的學校建築總體好於政府的建築。四川中江籍作家曾伯炎先生則說，其中江的學校建築也好於彼時縣政府，而縣政府所在地則較破爛，是清朝的舊址舊建築；而流沙河先生則回憶，他小時所見的中小學的建築，均好於他家鄉金堂縣政府，縣政府是明朝舊址，而建築也是清朝留下的舊建築，顯得陳舊不入人眼。其中的金堂中學建築之好，可以說是彼時金堂縣的建築標誌。而現在則是相反，每一個地方最好的建築必是政府的樓堂管所，這是不應該有的秩序顛倒。據不完全統計，垮塌的學校達7000多所，而政府辦公樓垮塌則恐怕不及其零頭，也不難看出，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只注重政府各機關大樓漂亮奢華之惡習的一斑。

漢龍小學因劉漢這樣的企業家及其手下人員的有效監工，其所修的漢龍小學及其另外五所希望小學，無一因倒塌而造成人員傷亡。無獨有偶，香港一家名叫「苗圃行動」的慈善機構修建了六十一所希望小學，也因品質過硬、監督有效而無一倒塌。處在同樣的地震烈度之下，卻有這樣天壤之別的表現，就不能推脫那些倒塌的校舍承建者的責任。對於這樣不負責任的豆腐渣工程，無論是撥款不夠造成的，還是擁有者和興建方的勾結貓膩，都應該逐一查實，給民眾特別是死難者一個真正的交代，同時懲處那些偷工減料、貪污腐敗的人，並且相應的制度使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四川是塊寶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正所謂天府之國，但也是塊多難之地。一來這地方人口多，資源雖然豐富，但相對需求較多的人群來說，總是處於稀缺狀態。稀缺必然競爭激烈，競爭激烈難免開發過度。加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這二十幾年，沒有相應的制度之保證，缺少人文素養的培養，官員們及當地政府片面追求GDP，因此岷江等地周邊的過度開發，造成了極大惡果。

岷江作為長江上游比較大的支流，養育了眾多的四川人，川西北和川中南等地可以說全仰賴岷江流域的資源的養育。甚至可以這樣說，沒有豐饒的岷江流域，根本就沒有古蜀文明，也沒有今天四川多彩的丰姿。岷江河谷地帶是古蜀文明的發祥地，著名的甘（肅）、青（海）、（四）川的藏、羌文明走廊，是這次這地震中也是古蜀文明的核心地帶。古蜀人翻越此次主震所在山脈九頂山前往海窩子，通過龍門山脈的邊緣地帶，即今天受災很重的彭州海窩子和都江堰的紫坪鋪，才開創了富庶的成都平原文明的歷史。文明發祥地一般都在水草豐美、食鹽相對充足的地方—與那些強 調逐水草而居的學者稍異的是，著名學者任乃強先生在其《羌族源流淺深》一書中更強調充足的食鹽才是文明得於該地發祥的原因—岷江河谷及川西平原都能滿足此種條件。文明發祥地當然創造了豐盛的文化，但也因其是文明的發祥地乃至文明的搖籃，人口繁衍較多，長期開發，造成的後遺症非常明顯，使其資源的承擔能力迅速下降。但我們似乎不從這些方面吸取教訓，依舊對其進行不少掠奪性開發，從而給我們帶來了不可挽回的惡果。

自古以來的開發和人口不斷繁衍，特別是明末清初因張獻忠屠蜀後，在康、雍、乾三朝短短的幾十年內，大量的移民前來四川，以至在嘉慶年間，四川人口迅速上升至全國首位。為了緩解人口壓力，且由於勤勞的、善於遷徙的客家人有隨身攜帶種子的習慣，於一七三三年左右引進旱地作物紅薯，使得四川人的飲食習慣和結構與此前有所不同，同時也養活了大批的四川人。人口眾多，必然有更多的對森林使用的需求，如建造房屋、如燒水做飯、冬天取暖的木炭等，都使得森林砍伐加劇。上加之旱地作物如紅薯的種植，也需要開荒伐樹，以取得更多的旱地，我在《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一書中專門寫道岷江水量的下降，與森林的過度砍伐的關係，已經提出岷江流域若不加以有效的保護，那麼將會造成四川的災難。與此同時，我也準備寫一本關於紅薯的引進，改變四川生活、飲食習慣等諸多方面文化的專著《一種農作物的蝴蝶效應》，以小見大，來審查其間的得失。如果我們今天在川西北一帶鄉下走動，我們會驚異於那裏紅薯的種植面積，而像西充、鹽亭等地更是以苕國著稱。到了近現代，岷江流域被破壞和過度開發的腳步，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從四九年開始，大規模的森林砍伐，通過岷江和大渡河水運的木柴多如牛毛，直至我一九九○年在阿壩州工作一年中，也還有森工局所組織的森林砍伐。森林過度砍伐，到處亂修水電站和水庫，開發小礦場，興建各式各樣污染性質的工廠特別是化工廠，加上官商勾結的利益驅動，使得整江岷江流域的破壞有增無減。

岷江流域生齒繁多，本身就負擔過重，加上沒有良好的制度約束，在地震帶上無度地興建許多設施，如此次距離震中很近的紫坪鋪水庫的興建，本來反對者也不少，但官方卻強行上馬，這不能不說此次地震的一個誘因。我認為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應該深刻反省整個岷江流域的過度開發和使用問題，不要加重和誘發天災的頻次。我們應該從這次災難來重新反思整個岷江流域的城市建設和諸多專案規劃，是否得當，再也不要讓人定勝天這樣的愚蠢思想主宰我們的生活，尊重自然固有的生態，並與其和諧共處才是上策。

《南方人物週刊》前年來成都做一個四川專輯，請流沙河、王怡及我等說看法，提意見，我與王怡共同為他們想了個專輯題目叫《四川人是天下的鹽》，其反響之巨大超乎想像。在紛亂的世界上秉持自己的信念與操守，作光作鹽，是基督徒的自勉之辭；而在四川人的世俗世界裏，要讚美一個人的生活態度，便說他活得「有鹽有味」。飲食上講，無鹽無味，人便難以下嚥，要存活下來便很艱難。同理，如果一個人的生活態度消極或者沒有抵禦災難的諸種承受能力，我們四川人也會說，像他這樣活起，真是沒鹽沒味的。遭此大難，我所見到的四川人的諸種表現，的確超乎想像，我們應該為此自豪。

我在成都生活廿五年，從來沒有看到過成都人如此熱情救助我們的同胞，使我深受感動。當天下午，餘震不斷，大家也處於忙亂恐慌狀態，但獻血捐物卻是人潮湧動。而從下午到晚上，便有一千二百多輛計程車自發前往都江堰救災及運輸傷患，這真是空前的令人感動的壯舉。與此同時，全國人民集聚巨大的熱情，其愛心熱潮，真令整個世界為之動容。與政府救助的同時，大批的民間救援組織和個人紛紛前往災區救助民眾，發放物資，幫助穩定他們的生活。我在家庭安頓好，餘震漸消後，曾隨羅永浩兄所主持的牛博網物資發放小組，前往安縣定點運送災民所急需的物資。大批的災民的態度是安詳的，不少人都認為，只要有人在，一切都可以重新再來。活著的民眾，一如既往地樂觀勤勉，積極自救，並不處於被動的等靠要懶漢狀態。我們所到川北各地，都看到在田土辛勤勞作的民眾，一方面栽秧，另一方面搶收油菜仔兒和小麥，以便在政府和民間組織的幫助下，度過受災最為嚴峻的頭一年。

再者，我還要特別表揚中國民間的公民意識的興起，這種公民意識的覺醒，在四川人於救災過程，對於救災物資與款項的監督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成都網友將成都市區的救災專用帳篷加以曝光，並且監督公務員如員警的行為；同時德陽羅江民眾曝光當地有公務員將救災物資拿給自己家人變賣；都江堰聚源小學和綿竹五福二小的家長，都認為校舍是豆腐渣工程，希望官方徹查，給他們一個交代，他們將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等等，都是難得的公民覺醒的例證。雖然這些做法，受到本地官方的一定打壓，但認為官方和民間都應該熱情鼓勵此種監督行為，使救災物資最大限度，高效準確地發放到民眾手中，使災民得到及時的救助。這種公民意識的覺醒，加上各種民間慈善和救助組織的興起，他們有效地補充了政府監管不到的地方，填補了政府救助不力的死角，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災難所帶來的進一步危害。

我不能說所有的民間機構都做得滴水不漏，但以我的觀察牛博網做得可謂仔細認真，截至目前為止，其所使用的錢物都有明細帳，來龍去脈一清二楚，真可謂是難得的民間救助和慈善機構的樣榜。羅永浩、黃斌、王利、宋石男諸位領導者以及參與的志願者，都是自己掏錢住店食宿，就連飲用水都是自費攜帶，使善款的每一分都用拯災之上，而且沒有任何麻煩災民之處。牛博網將捐款明細，完全發到網上，便於大家監督檢查。我認為中國這個社會所缺的東西當然甚多，但最缺乏的是人與人之間、人與機構組織之間的信任，要使得災難的互救有章可循，其透明公開公正的制度約束是當務之急。通過這次民間機構參與救災活動，大家積累經驗，我想必然會對民間組織的發展與公民空間的擴展，為整個社會的良好發展積聚寶貴的方法。

網上流行著一個段子，說一個四川人被外國救援隊救出來後，看到很多外國人，說的第一句話便是：「這個狗日的地震硬是凶哦，我還以為自己被震到外國去了呢。」這個段子真實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段子，四川人是能創造出來的，這裏面表現了四川人除了勤勞務實的稟性外，還從骨子裏有面對災難的幽默。這種曠達的情懷，是如此的有鹽有味，必將使四川人在戰勝災難的過程發揮很好的心理治療作用，激勵大家克服困難，並以健康的心態面對已經開始的重建家園的過程。展望未來，我們雖不可盲目樂觀，但生活仍舊要繼續，積極地面對人生是醫治苦難的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