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是否只是歷史上一件發生過、令人感到傷痛的事件？人類的文明史，其實就是一頁一頁人與自然鬥爭的歷史。人類試圖改造大自然，這是文明與科技的淵源，但大自然的力量，卻借機反過來影響人類的歷史進程。

四川大地震正在改變中國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真正實現了一種共赴國難的精神，若干年後回望，大自然的力量可能是改變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力量之一。Blame It on the Rain : How The Weather Has Changed History探究天氣如何改變歷史，包括大家熟識的舊約《聖經》描述的大洪水、一八一二年法國拿破崙因嚴寒天氣而兵敗俄羅斯，一九四一年希特拉又在嚴冬下兵敗蘇聯，人們以為是蘇聯負三十五度的天氣擊退一身夏天制服的德軍，其實更致命的該是「大沼澤地」（Rasputisa）氣象，因溫差大、融雪快，令道路變成無法通行的沼澤地，德軍機械化兵團寸步難行。

保住英日文明
除了這些戰爭史上的經典外，人類文明進程也因大自然力量而出現轉折。公元五四一年，是人類歷史上的「大瘟疫年」，世界各地均發生大瘟疫，當中的一場瘟疫更改變了英國的歷史進程。大不列顛島於公元四四九年被來自荷蘭外島沼澤的盎格魯人（今天的英國人）侵佔，且四處搶掠；他們更把島上的原居民塞爾特人（Celt）稱為「外國人」（wealas），即今天的威爾斯（Welsh）。塞爾特人為了避開盎格魯人，選擇與法國、西班牙人貿易往來，當時歐洲淋巴腺鼠疫也借此傳入大不列顛，與歐洲來往最密切的塞爾特人受影響最大。反而盎格魯人與撒克遜人（Saxons）則避過天劫，他們更借此良機侵佔塞爾特人地盤，向威爾斯、蘇格蘭及愛爾蘭擴張。

考古學家David Keys認為「六世紀這樁氣候與流行病學促成的事件，對不列顛隨後九個世紀所造成的骨牌效應，最後改變了整個世界。」而造成這場鼠疫是來自天災。科學家推測可能是大規模火山爆發或彗星碰撞，使天空滿佈灰塵造成非洲東部乾旱，沙鼠在旱災後迅速繁殖，而鼠疫病毒傳到商船上的「船鼠」，再傳到歐洲。

可以說沒有這場天災及疫症，今天還有主導全世界的英語文明及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嗎？

另一場改變了歷史的天災是日本「神風」。一二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的蒙古帝國艦隊，率兩萬五千兵馬航向日本，所向披靡。一晚，大隊在博多灣休歇時，忽遭一場颱風正面吹襲，元軍頓時損兵折將，這是神風第一次拯救了日本。一二八一年元朝大軍再次東征，兵力是上次的一倍，結果途中又遭一個時速一百二十公里的颶風從日本南部撲來，艦隊隨即葬身大海。日本人相信這是神明保護，所以稱為「神風」（Kamikaze）。沒有神風之助，日本文化在蒙古鐵蹄下早已滅絕。

人與自然依存
大自然力量也改變了國際局勢及選舉政治。

牛津大學地理學家Simon Winchester撰寫的Krakatoa: The Day The World Exploded，分析一場火山爆發對全球局勢的影響。位於印尼蘇門答臘與爪哇兩島之間的Krakatoa火山，於一八八三突然爆發，聲響傳達至澳洲珀斯及毛里裘斯，引發高達三十七公尺（○四年南亞海嘯為一百公尺高）的海嘯，火山灰散佈在八十萬平方公里的地區，屍體竟浮到非洲坦桑尼亞。

作者對這次天災的深入分析，卻由火山爆發之後開始，講述各國政府如何互相通報災難、外駐亞洲的西方記者怎樣報道事件，居印的荷蘭殖民官員的處理手法等等。Winchester指印尼人相信這場天災是真主的呼喚，要他們起來反抗殖民統治，故火山爆發之後，瓜哇島常有白人被殺的事，也種下了今天極端回教徒暴行的禍根。

現代因天災改變政治的例子，還有一九四八年的美國大選。根據事前的民意調查，共和黨的杜威本來領先民主黨的杜魯門，誰知投票當日，伊利諾州南部的鄉郊地區出現暴風雨，但北部的工業地區卻陽光普照；加州北部因太平洋風暴下豪雨，南部則陽光普照。巧合的是，所有暴雨災區全是共和黨的根據地，結果雙方在這些州的得票出現些微差距，最終杜魯門爆大冷擊敗杜威。

《天氣改變了歷史》作者回顧因大自然力量而改變的史實，不無感慨地說：「儘管我們嘗試過各種高尚（和粗鄙）的手段來改變天氣，但是對我們來說，這個環環相扣的系統還是太過複雜，無法掌握。」

歷史告訴我們，人類不是自然的主宰，但也不是自然的奴隸，人與自然是互依互存的結合，缺一不可。